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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章 更换载体


瑞士苏黎世,早晨八点。

    日内瓦湖畔的一栋隐秘别墅里,灯火通明。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七个人——来自欧盟委员会卫生总司、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法国国家卫生管理局、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的代表,以及三位身份特殊的观察员:一位来自某欧洲王室家族的医疗顾问,一位是意大利工业巨头家族的管家,还有莉莉安·温莎本人。

    这场会议没有官方记录,没有会议纪要,甚至参会者手机都留在了门外的屏蔽箱里。但讨论的内容,可能影响整个欧洲未来十年的医疗政策走向。

    “数据已经很明显。”EMA高级评审员索菲亚·贝特朗将平板电脑推到桌子中央,“过去三个月,全球完成87例K疗法有限临床实验治疗,总体有效率80.46%,无严重不良反应,无死亡案例。从纯医学角度看,这比我们现有的任何肿瘤治疗方案都更优。”

    德国代表卡尔·施密特皱眉:“但所有治疗数据都实时传回中国,如果是有限临床实验可以接受,但是扩大临床试验以及上市后如果还是这样,意味着欧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信息基因组数据、免疫特征、疾病进展轨迹存储在中国企业的服务器上,这违反了GDPR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修正GDPR。”王室医疗顾问平静地说,“或者说,为这类特殊情况创设例外条款。”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修改GDPR?这几乎是欧盟法律体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这不可能。”法国代表摇头,“数据主权是欧盟的核心原则之一,不可能为某个特定疗法开绿灯。”

    “与有限临床实验一样,我们就建立联合监管的数据池。”莉莉安开口了,她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清晰而坚定,“数据物理存储在欧洲境内的服务器,但中国治疗团队可以通过加密通道实时访问临床决策所需的部分。参照有限临床实验,保持欧中联合监督委员会,任何数据调用都需要双重授权。”

    “这需要庞大的技术建设和监管成本。”

    “患者等不起成本核算。”意大利管家第一次说话,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米兰口音,“我家主人的胰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标准方案无效。他今年才五十二岁,有三个未成年子女。每拖延一天,他活着看到孩子们毕业的可能性就减少一分。你们讨论法律条款的时候,能否想一想这些具体的生命?”

    这番话让会议室陷入沉默,医疗政策讨论往往陷于抽象的原则和数字,但具体的生命、具体的家庭,才是所有政策的终极指向。

    索菲亚调出一组新数据:“我这里有份分析报告,如果K疗法能在欧盟全面获批,预计第一年可以让至少五千名晚期实体瘤患者获得治疗机会。按照现有数据推算,其中约三千人可能实现长期生存或临床治愈。同时,因为减少了无效治疗和住院时间,医保系统每年可能节省超过十亿欧元。”

    “但技术控制权……”

    “技术控制权从来就不在欧洲。”莉莉安一针见血,“过去三十年,美国药企控制着绝大多数创新药物的专利和生产,欧洲支付高价、让渡数据、依赖进口。现在只是换成了中国企业,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至少,中国企业的普惠框架承诺了可及性和公平定价。”

    中午12点,会议暂时休会。莉莉安走到露台上,看着日内瓦湖上的水汽。卡尔·施密特跟了出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温莎女士,您为什么这么坚持?”卡尔问,“您已经治愈了。”

    “因为我亲眼见过病房里的绝望。”莉莉安接过茶杯,“也因为我相信医疗进步如果只惠及能支付高价的人,那就不是真正的进步。K疗法和普惠框架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推动医疗公平的最后机会。”

    “但风险……”

    “卡尔,你管理药品审批二十年了。”莉莉安转身看着他,“你批准过多少种药,明知道它们只能延长患者几个月的生命,却要耗费家庭毕生积蓄?你拒绝过多少种药,因为它们虽然有效但价格太高医保无力承担?现在有一种疗法,效果好得多,副作用小得多,而且承诺根据支付能力定价。如果我们因为数据主权的顾虑而拖延甚至阻止它,未来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

    卡尔沉默了很久,最终说:“我会推动扩大临床实验,但还是以前的原则,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监管框架,这不是不信任,而是规则。”

    “公平。”莉莉安点头,“那就制定好的规则。”

    ……

    南都,三博研究所。

    杨平仍在观察那些胰腺癌细胞,新设计的载体原型已经完成了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它确实能有效感染这种高表达罕见受体的胰腺癌细胞,K因子表达后,细胞凋亡率达到了68%。

    但问题出现在动物实验阶段,小鼠模型显示新载体虽然对胰腺肿瘤有抑制作用,却在肝脏和肾脏产生了意外的轻度炎症反应。

    “脱靶毒性。”宋子墨看着病理切片,眉头紧锁,“虽然不严重,但确实存在,载体可能识别了正常组织中低水平表达的同类受体。”

    唐顺调出受体表达谱数据:“这个受体在胎儿期广泛表达,成年后只在少数组织有痕迹性表达。但我们的载体亲和力太高了,连痕迹表达都抓住了。”

    杨平站在白板前,上面画满了信号通路和基因序列,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一整天,但思维依然清晰。

    “只要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启动凋亡程序,这就是胜利,剩下的工作就是继续改进而已。我们需要增加一道验证锁。”他画出一个新的基因回路设计,“如果暂时没有满意的单一标志物,我们可以使用两个,让载体只有在同时检测到两个标志物时,才启动K因子表达。肿瘤细胞通常有多个异常标志物,而正常组织很少会同时出现两个。”

    “但这会降低感染效率。”

    “安全第一。”杨平放下笔,“效率可以优化,但安全性不能妥协。重新设计,重新合成,重新验证。”

    这意味着至少两周的延迟,而那位胰腺癌患者,可能等不了两周。

    就在这时,实验室的门被推开,陆小路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六十岁左右、气质儒雅的男人。

    “杨教授,抱歉这么晚打扰。”陆小路说,“这位是清华大学的陈永年院士,专门研究腺病毒载体的专家,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难题,他看了我们公开的部分数据,特意赶过来,有些想法想和您交流。”

    杨平有些意外,陈院士是国内病毒载体领域的泰斗,但一直专注于基础研究,很少介入临床转化。

    “杨教授,久仰。”陈院士主动握手,“我看你们在靶向策略上做了非常精巧的设计,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们使用的腺病毒血清型是5型,这是最常见的,但也是最容易被人体预存免疫清除的。”

    杨平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是说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既往感染过腺病毒5型而产生抗体,导致载体被提前清除,影响疗效?”

    “对!而且这个问题在不同人种间差异很大。”陈院士调出自己团队尚未公开的数据,“我们研究了东亚、欧洲、非洲人群的腺病毒抗体谱。腺病毒5型的中和抗体阳性率,在中国人群约40%,在欧洲人群可达60%,在非洲某些地区甚至超过80%。”

    这个数据让实验室里所有人都怔住了。如果属实,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欧洲患者可能对K疗法载体有预存免疫,疗效会大打折扣。

    “那之前……欧洲患者……的治疗数据……”徐志良迟疑。

    “可能无意中筛选掉了有高滴度抗体的患者。”陈院士说,“如果未来需要多次治疗,这个问题会更突出。”

    杨平快速调出欧洲中心的患者数据,果然发现了一个规律:所有治疗有效的患者,治疗前检测的腺病毒中和抗体滴度都处于低水平。

    “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杨平客观地承认,“一直专注于靶向性,却忽略了递送载体本身的基本免疫学特性。”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不会投入太多精力来研究载体病毒,只能应用成熟的载体病毒,而载体病毒是我们的专攻领域,在我们这些数据出现之前,你选择的腺病毒无疑是最优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所以我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陈院士打开笔记本电脑,“我们实验室开发了一套‘腺病毒血清型混合载体库’技术。简单说,就是针对同一个治疗基因,构建多种不同血清型的载体版本。治疗前检测患者的抗体谱,选择患者没有抗体的血清型载体进行个性化投送。”

    屏幕上展示着十二种不同血清型腺病毒的基因改造方案,每一种都适配了K因子的表达盒。

    “这需要庞大的生产体系和复杂的检测流程。”宋子墨说。

    “但解决了根本问题。”杨平已经拿起笔开始计算,“而且,如果结合我们刚设计的双标志物验证锁,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能大幅提升。”

    杨平开始将陈教授的新技术引入进行分析,大家开始重新讨论载体。

    不知不觉,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初步的合作方案敲定:陈院士团队提供血清型改造技术和混合载体库,三博团队负责整合靶向系统和临床转化,双方共享知识产权,共同推进。

    “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技术瓶颈得到解决的机会。”宋子墨说。

    “但也是最大的挑战。”杨平揉了揉太阳穴,“意味着所有生产线要改造,所有培训内容要更新,所有临床方案要修订,相当于重来一遍。”

    “你担心吗?”宋子墨问道。

    杨平沉默了一会儿:“担心,但更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明知道问题存在却不去解决,未来因此治疗失败的患者,会让我们无法面对。”

    大家点点头,这就是杨教授,永远把患者安全和技术完善放在第一位,哪怕代价巨大,他是一个技术狂。

    “黄总那边说,生产改造他来解决。”宋子墨说,“培训更新需要我们主导,至于临床方案修订……”他顿了顿,“可能需要暂时放慢新患者接收速度。”

    “那个胰腺癌患者不能等。”

    “我们安排紧急通道,用现有方案先做一次治疗,同时加快新载体的研发,这是目前最好的平衡。”

    杨平看着陆小路,突然问:“你怎么想到请陈院士来?”

    陆小路坦诚道:“我虽然跨越肿瘤、免疫等多个领域,但是载体病毒方面,陈教授目前是世界走在前列的,我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与我分享新成果时突然点醒了我,于是我火速将他请来,辛苦了,陈老师。”

    陈院士摆摆手:“哪里的话,我研究半辈子的载体病毒,现在终于让他起到作用。”

    “有个华裔科学家叫吴昌德的,你们要注意,他找过我,希望我可以参与他的团队来变相复制你们的技术。”

    杨平一笑:“放心吧,徒劳的,他太天真了,以为可以通过公开文献、K制剂样本以及偷窃一点技术可以进行复制,他根本不懂K疗法,就算我将所有资料给他,他现在也没办法复制。”

    天才果然是天才,陈教授不免对杨平佩服起来。

    ……

    上午九点,三博国际医学教育学院。

    杨平站在讲台上,面对三十七名国际学员,神情严肃。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展示着昨晚刚刚确认的腺病毒预存免疫数据。

    “各位,今天的课程内容需要紧急调整。”杨平开门见山,“我们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重大问题:腺病毒血清型预存免疫可能严重影响K疗法疗效。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升级K制剂之前,你们回国后实施的每一个病例,都必须先进行抗体筛查,这样有助于提高治疗率。”

    教室里一片骚动,学员们面面相觑,这完全超出了之前的培训内容。

    “教授,那筛查阳性的患者怎么办?”格里芬问。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方案。”杨平调出陈院士团队的混合载体库设计,“如果患者对某型腺病毒有高滴度抗体,我们就改用其他血清型的载体。但这需要多版本载体的生产储备,以及更复杂的治疗方案制定流程。”

    德国学员汉斯举手:“这在实际操作中会很困难。欧洲中心目前只有一种制剂,如果要多版本储备,供应链、存储、管理成本都会大增。”

    “是的。”杨平坦承,“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维持现状,但可能让部分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要么升级K制剂及相关系统,但面临巨大的实施挑战,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这个问题抛给了未来的实施者,学员们陷入了激烈讨论。

    印度学员拉吉夫说:“在印度,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多版本储备几乎不可能。也许可以筛选患者,只治疗抗体阴性的。”

    “但那些抗体阳性的患者怎么办?”巴西学员卡洛斯反对,“他们同样有生存的权利。”

    “也许可以开发清除抗体的预处理方案。”一位美国学员提议,“用血浆置换或免疫吸附,降低抗体滴度后再治疗。”

    “那会增加治疗复杂性和风险,而且效果不确定。”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杨平只是听着,不做评判,引导学员思考、辩论、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

    最终,格里芬站起来:“教授,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建立区域共享的载体库。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共享一个多版本储备中心,根据患者情况调剂使用,虽然物流复杂,但比分国各自储备要现实。”

    “那不同国家的监管审批怎么办?”汉斯问。

    “这就是需要各国卫生部门协调的问题了。”卡洛斯说,“但如果我们医生界联合发声,强调这是为了患者利益,也许能推动政策突破。”

    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学员的认同。医疗问题,最终需要医疗工作者主动推动系统变革。

    下课后,杨平叫住了格里芬:“你的想法很大胆,但确实有可行性。你回国后,愿意牵头推动北美区域协作吗?”

    格里芬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头:“我愿意尝试,即使困难重重,但为了患者,值得努力。”

    下午,黄佳才来到训练营,他听了上午的讨论录音,若有所思。

    “这些学员的思维层次比我们预想的高。”他对杨平说,“他们不仅想学习技术,还在思考系统优化和区域协作。”

    “因为他们来自一线,最清楚实际困难。”杨平说,“也许我们应该调整培训模式,不仅是教他们怎么做,还要激发他们思考如何做得更好,K疗法模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应该让他参与进来,成为主体,不断变革。”

    “我同意。”黄佳才说,“我建议在训练营最后一个月,增加创新实践项目。学员们分组,针对自己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问题,设计优化方案。最佳方案,我们可以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实施。”

    这个提议让杨平眼前一亮,培养执行者很重要,但培养变革者更重要。

    “需要多少资金?”

    “第一期准备一千万美元。如果效果好,可以持续。”黄佳才说,“这笔钱不从锐行运营资金出,从我和几位投资人的个人基金里拿,算是为未来投资。”

    杨平看着他,突然笑了:“你现在做事的风格不太像商人?”

    “商人也要有理想,不然赚再多钱,半夜醒来也会觉得空虚。”黄佳才也笑了,“更何况,投资于这些年轻人,就是投资于K疗法在全球的真正扎根,这比任何广告投放都值得,投资人是最长远的投资。”

    大厅里,学员们正在分组讨论,那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医生,因为一项技术聚在这里,现在开始思考如何让这项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和人民。

    “有时候我想,”杨平说,“也许K疗法最大的价值,不是它本身能治多少病,而是它像一颗种子,激发了全球医疗工作者对更公平、更有效医疗体系的思考和追求。”

    ……

    三天后,魔都某医院会议室。

    吴德昌的方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陈永年院士“倒戈”支援三博后,吴德昌迅速调整策略,转而联合一批中生代科学家,启动了“开放肿瘤靶向治疗平台”项目。

    今天的会议是项目启动会,到场的除了科学家,还有三家国内药企的代表,以及最重要的两位来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审委员会的专家。

    “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复制K疗法,而是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可迭代的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平台。”吴德昌的开场白很有策略,“这个平台的核心原则是:模块化、开源、协作。”

    其实他就是想复制K疗法,利用这些人来复制K疗法。

    屏幕上展示着平台架构图:最底层是公共知识库,包含已验证的肿瘤标志物数据库、载体安全数据、临床前研究规范;中间层是工具模块,包括不同种类的病毒/非病毒载体构建方案、各种促凋亡/免疫激活基因元件、靶向系统设计工具;最上层是应用层,研究人员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组合不同模块,构建自己的治疗方案。

    “所有模块的设计方案、安全数据、构建方法都将开源共享。”吴德昌强调,“任何经过认证的研究机构,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模块进行研究和临床转化。唯一的条件是:转化成果的数据必须回馈到公共知识库,形成正向循环。”

    一位药企代表提问:“那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怎么分配?”

    “应用层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研发团队所有,可以进行商业化。但基础模块永远开源。”吴德昌说,“这就好比安卓系统,谷歌提供开源系统,手机厂商在此基础上开发自己的产品并获利。我们提供开源的治疗技术平台,药企在此基础上开发具体的疗法。”

    这个比喻让大家明白了,开放不意味着无利可图,而是改变了利益分配模式。

    评审委员会的专家问:“这个平台和锐行的技术路线,是竞争还是互补?”

    “应该是互补。”吴德昌回答得很狡猾,“锐行已经证明了这条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他们像先锋,开辟了道路。我们要做的是拓宽这条路,让更多人能走上来。而且平台的开源性决定了,锐行也可以使用平台的模块来优化自己的技术,如果他们愿意。”

    这个定位很聪明:不是挑战者,而是补充者;不是竞争,而是生态建设。

    吴昌德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时候一切就由不得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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