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乾隆：议罪银演化

金禾顿了顿，特意把这段制度解释了一下。

“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原本犯下死罪、彻底没退路的那群人，雍正专门给有实力、有钱有地的人，新增了一条‘以田抵罪’的活路。

之前就说过他对地主阶级不错嘛，现在看来这话一点没错，只要你有钱有地，能拿出足够的好处，就算犯了死罪，雍正都是能饶你一命的。”

大致听明白了雍正朝所谓的改革，全是些敛钱、护着权贵的法子。

诸葛亮望着空中的光幕，忍不住重重叹息了一声，眉宇间满是痛心与失望。

“如此只为敛钱、罔顾百姓的王朝，就算没有闭关锁国，最终也会越来越腐朽，越来越落后的。”

张居正捻着胡须，沉默半晌，忽然想到了一件极好笑的事情，嘴角勾起一抹浓浓的嘲讽。

腐儒向来喜欢好古薄今，贬低当朝吹捧古代，再也不敢说话了吧。

讲完雍正对地主阶级干的那些好事，金禾喝了口水，回到了一个之前聊过的话题：

“带清说白了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当下有什么问题就只解决什么问题，从来不会考虑这种制度在未来会引发什么恶劣影响，方方面面都展示出了他们的浅薄和愚蠢。”

笑着说完这句话，金禾又接着讲议罪银是如何一步步从雍正的捐赎例，演变成乾隆的私库敛钱工具的：

“乾隆为什么偏偏到晚年才开始大张旗鼓搞议罪银？一方面确实是他晚年贪图享乐，需要大量银子满足私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雍正搞的这个制度核心是赎刑货币化，还专门搞了一个赎罪处来管，乾隆刚上位的时候，根基未稳。

不可能马上大动干戈改弦更张，只能先继续细化雍正留下的赎罪旧例，慢慢摸索。”

“乾隆五年十一月，朝廷增定老幼实犯死罪减流收赎之例，又专门定了过失伤人收赎银数例，把赎刑的细节定得更细；

乾隆九年三月，又专门规定，命案中获准赎罪的人，必须加倍缴纳赎银，其中一部分还要作为死者的埋葬费。

同时还规定各省的赎罪银，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改收稻谷，存入官仓备荒。

这一点倒是比他爹雍正有点脑子，可能也是那时候国库充足了，不用急着刮银子了。”

“同年四月又专门规定：妻子过失杀死丈夫、妾室过失杀死主家、或过失杀死正妻的，杖刑必须实际执行，不能纳赎免罪，流刑、徒刑等刑罚则可以缴纳赎银免罪。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朝廷正式制定了笞刑、杖刑的具体捐赎标准，把最基础的刑罚赎银数额定死，同时还对笞杖刑的赎罪案件做了诸多限制。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乾隆下令彻底停止斩刑、绞刑的捐赎条例，也就是死罪不再允许直接捐银免罪，必须等朝廷大赦天下，将死罪减为轻罪后，才有可能收赎免罪。”

说到这里，金禾特意点出这一规定的核心。

“其实这一步的核心，就是要把生杀予夺的权力彻底收归到皇帝自己头上，不让地方官员拥有任何免除死罪的权利，进一步加强皇权。”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朝廷又严格规定了审判官员不得多收赎银的条例，防止地方官借机敛财。

同时规定，若犯人情节轻微、属于非故意犯罪，可由刑部上奏请旨，由皇帝亲自下旨特批赎免。

到这一步，已经开始无限靠近议罪银了。

举个例子，这一年闰七月，刑部就专门奏报了一件事。

已被革职的四川叙永同知王铭环，在管理关卡时查获30匹漏税布匹，不上报充公反而私自侵占，按律判杖七十、徒刑一年半，原本是不准纳赎的。

结果他的儿子主动申请捐银1600两代父赎罪，刑部审议后认为，他的罪行和主动受贿不同，情节相对轻微，且王铭环曾是朝廷官员，是否准赎不敢擅断，特意请皇上定夺，最终皇帝下旨批准了他的赎罪请求。”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又出了一件事：前署理杞县官员蔡淮英，因承办兵差时摊派勒索、欺压百姓被革职，还被从重判为绞监候，秋后问斩。

结果他的母亲以年老无依为由，申请捐银1万两代子赎罪，刑部上奏请旨后，皇帝也破例批准了。”

“大家看出来了吧？官员犯罪之后，家属可以捐高额的银两代其赎罪，数额远远高于法定的赎银，而且获批的概率极高。

乾隆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深深体会到了这种特批赎罪的赚钱乐趣了，可是以前雍正制定了固定标准，赚的钱是死的。

而他搞特批，想让你交多少就交多少，加倍赚的钱更多，来钱更快。”

“当然，这种事情跟普通老百姓自然是半点关系都没有的，毕竟这种特批赎罪，起步都是上千两白银，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挣不到。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赎刑就实质上成为了官绅富户的专属权利，普通百姓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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