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钢铁洪流成势，划黄河而治的豪赌
“厂长，03号机准备完毕，可以试飞！”试飞大队长报告。
李振寰点点头，走向塔台。透过巨大的玻璃窗，他看到那架“歼-1”被牵引车缓缓拉出机库，停在跑道尽头。飞行员穿着崭新的飞行夹克，向他敬了个礼，然后敏捷地爬进座舱。
地勤撤走轮挡，飞行员启动发动机。戴姆勒-奔驰DB601发动机发出特有的尖啸声，螺旋桨高速旋转，吹起地面一片尘土。
“塔台，01请求起飞。”
“可以起飞，祝你好运。”
战斗机开始滑跑，加速，在跑道中段轻盈地昂起头，直插蓝天。动作干净利落，显示出优异的起飞性能。
塔台里，无线电传来飞行员清晰的声音：“一切正常！发动机运转平稳！操纵响应灵敏！”
战斗机在空中做了几个盘旋、翻滚、俯冲的动作，像一只矫健的雄鹰。
“太棒了！”李振寰握紧拳头。有了自己的先进战斗机，东北的天空才算真正握在自己手里。配合已经形成战斗力的“飞鹰”攻击机和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东北空军将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空中力量。
最后，李振寰视察了生产105毫米自行榴弹炮的七号车间。
这种被命名为“野蜂”的自行火炮，是李振寰的得意之作。
它采用“东北一号”坦克的改进型底盘，去掉炮塔，安装一门带有炮盾的105毫米轻型榴弹炮。
虽然防护薄弱，但机动性强，可以伴随装甲部队快速推进，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在这个普遍还是牵引式火炮的时代，这无疑是革命性的装备。
车间里，一门门“野蜂”正在安装最后的部件。粗短的炮管，敞开的战斗室，履带式底盘，构成一种粗犷而实用的美感。
“月产十二门，基本达到设计产能。”车间主任汇报，“部队反馈很好，就是炮弹消耗有点快，后勤压力大。”
“炮弹不是问题！”李振寰大手一挥，“隔壁炮弹厂三班倒，管够！告诉部队，放开了练！未来打仗，火力覆盖是关键！”
视察完毕，李振寰回到办公室，心情激荡。他铺开纸笔，开始起草给张逸仙的汇报。
“……截至目前，‘东北狼’中型坦克已累计生产六十八辆，形成初始战斗力；‘歼-1’战斗机完成三架原型机，试飞顺利，生产线已铺开，预计下月可交付首批十二架；‘野蜂’105毫米自行榴弹炮已装备一个营（十八门），部队训练热情高涨……”
“……新式步枪已全面换装主力部队，通用机枪产能稳定。60毫米、82毫米迫击炮形成系列化……”
“……根据少帅指示，全军换装和新装备训练正加紧进行。预计至今年年底，我东北边防军首批30个新编师（每师约1.8万人，含一个坦克营、一个炮兵团）可完全形成战斗力……”
写到“五十万新军”这个目标时，李振寰停下笔，深吸一口气。
五十万！全部装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拥有完整的装甲、炮兵、工兵、通讯、后勤体系，经过德国顾问严格训练，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这是一股足以横扫东亚、改变国运的钢铁洪流！
而这一切，都源于少帅数年前那个看似疯狂的“一五计划”，源于那些从德国换来的图纸和设备，源于无数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血汗，更源于少帅那深不可测的远见和魄力。
李振寰仿佛已经看到，当这支武装到牙齿的五十万新军，在适当的时机，以“和平”或“统一”的名义越过山海关时，将会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何等惊天动地的风暴。
关内那些还在用着老套筒、汉阳造，靠着步兵冲锋决胜负的旧军队，在这股钢铁风暴面前，将会是何等脆弱和可笑。
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印章，将报告封入绝密文件袋。
“来人，立即呈送大帅府，面交少帅！”
他走到窗前，再次望向那片轰鸣不息的厂区。夕阳的余晖给钢铁巨兽们镀上一层金边，机器的咆哮像是这个古老民族觉醒的怒吼。
“快了……就快了……”李振寰喃喃自语，眼中燃烧着炽热的火焰。
“等少帅一声令下，咱们这些‘牙齿’，就会让全世界知道——”
“东方醒狮，利爪已锋！”
日子在硝烟、鲜血和各方焦灼的等待中，一天天划过。转眼已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中原大战进入了最残酷的消耗阶段。酷暑、瘟疫、饥饿和绝望，如同无形的魔鬼，缠绕着交战双方的百万大军。
奉天，大帅府作战室。
这里的气氛与中原战场截然不同，凉爽、有序，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巨大的沙盘上，代表各方势力的旗帜密密麻麻，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山海关外那一片整齐排列、蓄势待发的蓝色箭头——东北军主力。
张逸仙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他面前的长桌上，摊开着来自各方的最新情报：赵汝成等观察员的每日战报、陈默情报网截获的密电、王守仁汇总的经济数据、李振寰的军工生产进度、乃至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
他像最高明的棋手，又像最有耐心的猎人，仔细审视着棋盘上每一个棋子的位置和状态，计算着猎物流血的速率和倒下的时间。
“少帅，南京急电，蒋介石亲笔。”副官送来一份标注“特急·绝密”的电报。
张逸仙接过，快速浏览。电文很长，语气前所未有的恳切甚至带着一丝哀求。蒋介石再次重申了对张逸仙的“深厚信任与殷切期望”，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印信形容为“早已备好，虚位以待”。他详细描述了前线“将士用命”但“困难重重”，特别是“倭寇窥伺，狼子野心”，强调“若内战不休，必予外敌可乘之机，则党国危矣，民族危矣！”最后，他几乎是以个人名义恳请张逸仙“以国家民族为重，速发义师，南下定乱”，并给出了最后的价码：战后，黄河以北（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北平、天津）所有军政事务，悉由张逸仙全权处理，中央绝不过问。且中央政府改组时，行政院副院长及至少五个部长席位，由东北推荐人选。
这几乎是划黄河而治，并分享中央政权了。条件之优厚，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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