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五年计划始(2)
议会决议通过之后,始光城的冬天还没有过去,第二个五年计划专项办公室的灯就已经亮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政府内采取了,老人带新人的模式,由黄翔牵头,田超超、方文山、余洁琳、陈顺超各带一组人,白天跑现场、晚上翻资料,图纸、数据、预算表堆满了会议室的长桌。
我偶尔过去看看进度,每次去桌上都会多一些东西——先是粗略的框架,然后是分项清单,再然后是每一笔费用的出处和每一段路的里程数。到了三月份,一份厚达两百多页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1958-1962)》正式摆上了我的办公桌。
封面是浅蓝色的,印着“澜沧民主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几个字,下面一行小字:“和平建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家”。我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落款日期,合上放在桌上没有马上批复。黄翔站在对面等了一会儿才开口:“主席,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没有。”我说,“你们做的很好。就按这份计划执行,一份都不用改。”
黄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门合拢的声响比平时轻一些,像是在关门的瞬间多留了一份余地,把声响减到了最微弱的水平。窗外江面上的晨光正在一点点扩散开来,从东岸漫到西岸,把整条江染成一片均匀的浅金色。
第一个动工的项目就是道路。
澜沧多山,河谷纵横,始光城不算大,但出了城往任何一个方向走,路都不好走。砂石路面晴天扬尘、雨天翻浆,重型卡车在上面跑不了几年就得大修。陈顺超在计划书里写了一句:“柏油路是工业化的骨架,没有路,什么都运不出去,什么都进不来。”
二五计划的第一条柏油路,从始光往南修到八莫,全长一百二十公里。开工那天,我在现场站了一会儿,看着工兵团的士兵和招募的民工混在一起,有人推着独轮车运碎石,有人挥着铁锹平整路基,有人蹲在路边用水平仪校准标高。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刚翻开的泥土,新土的断面在光线下泛着湿润的深褐色。
陈顺超站在路边的坡地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眯着眼看推土机往前推进。他没有注意到我走近,直到我站在他旁边才转过头来。
“进度怎么样?”
“主席,比预想的快。”他指了指前面那段已经铺好路基的路面,“老百姓自发来帮忙的比招工的多。附近几个村寨的村民,每天天不亮就扛着工具来了,干到天黑才回去,不要工钱,只要管一顿午饭。我们连劝都劝不住。”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前几天有个克钦族的老头,七十多了,背都驼了,还非要来搬石头。我说让他回去歇着,他不肯,说‘这条路修好了,我孙子以后去始光上学就不用走山路了’。”
我在工地待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往回走,路过一段正在铺设路基的路段,看到路边摆着几个保温桶。一个中年妇女蹲在桶边,拿着大勺往碗里盛粥,排着队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地接过碗,蹲在路边喝着,有人喝完了把碗递回去,顺手擦了一把嘴角,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她旁边还摆着一筐杂粮饼,用干净的布盖着,布角被风吹得微微掀起。
陈顺超说这些粥和饼都是附近村寨的妇女自发送来的,每天轮流做,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自己家地里的米、自己家树上摘的果子,有什么就送什么。没有人规定,没有人登记,日子一到就有人来,走的时候把筐和桶带走,第二天再换上新的。
二五计划的柏油路主干道以始光为中心,除了南线至八莫的工程,同步向三个方向延伸——向北通葡萄,向西连密支那,向南衔接掸邦边境。三条路同时推进,靠的不只是工程队和机械,还有沿途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每一双自愿伸出的手。华侨商会那边也捐了不少钱,陈老板第一次捐了一笔之后又追加了一笔,跟账房先生说:“以前不敢投,怕投了也是白投,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敢了。”
筑路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始光城东边沿江的工地则在接力另一场施工——那是密松水电站二期工程。
一九五五年一期工程投运之后,电站的发电量一度足够供应始光和周边几个乡镇。但随着工厂陆续开工、学校建了新的教室、医院添了设备,电量开始捉襟见肘。二五计划把水电站扩建列为优先级最高的能源项目,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两组机组,总装机容量翻倍。
德国工程师汉斯再次被请回来做了技术总顾问。他已经六十出头了,头发全白,但精神很好,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走了几趟。乔·拜登跟他并肩站着,看着工人们正在浇筑的坝体,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
汉斯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二十年前在德国修过水坝,那时候用的还是老法子,浇筑一截等一个月才能继续。现在你们用的水泥比那时候的好,工人也比那时候的拼。”
乔·拜登点了点头:“他们修的是自家的电站。”
汉斯看了他一眼,没有再接话。
与此同时,农村的用电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主电网尚未覆盖的偏远村寨,由政府补贴了一批小型沼气池和太阳能设备。这些设备不算先进,亮度也不算高,但对那些一辈子用油灯照明的家庭来说,家里的灯泡第一次亮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件可以记很久的大事。
克钦山深处的寨子有一户人家,老人第一次拧亮电灯的时候愣住了,站在灯下仰着头看了很久,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灯泡,被烫了一下又缩回来,然后笑了。
教育领域的步子,也迈得比预想更坚实。余洁琳主持起草的教育规划把普及初中教育列为阶段目标——不止让孩子们能读上书,还要让他们读到毕业。一批新的小学在始光、八莫和葡萄同时开工。余洁琳在规划中明确要求每个县至少建一所正规中学。
她跑遍了澜沧所有的主要城镇,为那些新校舍物色合适的地点。路线图上标注着她的行程,从上午的第一站到傍晚的最后一站,连轴转着,回程的时候往往天已经全黑了。车灯在砂石路上照亮一小段路面,路边的树影和草丛在灯光里快速掠过。她在后座上翻着白天收集的记录,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快速掠过的树影,又低下头继续写。
始光城北那所中学修建的时候,她隔几天就去看一次进度。墙壁粉刷成浅黄色,窗户开得比旧校舍更大。新桌椅运来的那天,工人们把桌椅搬进教室时,几个孩子趴在窗外看着,脑袋挤在一起,眼睛贴在玻璃上,教室里还没有通电,但午后的阳光从大窗户照进来,把桌面照得发亮,连落在桌角的一粒木屑都看得清清楚楚。
卫生方面的变化也一点一点地发生着。每个县建一所正规医院、每个乡镇设卫生院、每个村寨设卫生室——这个目标听起来宏大,落实起来是一步一步挪出来的。首批医疗队由余洁琳从野战医院和各地诊所抽调人手组成,出发前的行李里装着疫苗、药品、听诊器和培训手册。
那些偏远村寨的村民,一辈子没看过医生的不在少数。卫生员每到一个寨子,都会在村口挂一块白布当临时诊台。村民们围上来,隔着几步的距离打量着外来者,带着一种防备的沉默。第一个走上前的人总是最慢的。有人先踏出一步,后面的人才会慢慢跟上。
一个掸族的老妇人坐在诊台前面,把袖子卷起来露出胳膊,卫生员给她量了血压,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指了一下胸口,说这里疼了很久。卫生员记录完,告诉她需要注意什么、怎么吃药。她听完之后站起来,没有多说什么,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白布,像是想记住什么。
在五年计划的建设中,交通、电力、学校、医院的变化是能看得见的,但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别处。那些铺过柏油的路面、亮起电灯的村庄、传出读书声的教室、挂起白布的卫生室,以及街道上逐渐多起来的外地牌照卡车、刚开张的商铺、每晚亮起的路灯,都在日复一日地累积和生长,悄无声息地把这个国家的根基推向了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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