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南洋招商

黄翔的五年计划，中期发展评估报告，在核心层传阅了一遍之后，黄翔在我办公室里多坐了一会儿。

他手指点着报告倒数第三页，那里用加粗字体写着一条评估结论——“国际承认不足，外交空间狭窄，制约澜沧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体系。”

“这条结论，写得时候，我是让他们写的客气了一点。”黄翔推了推眼镜，“事实上咱们现在除了中共那边有事实上的往来，泰国那边有民间贸易，国际上几乎等于不存在。万国邮政和国际电信那两张入场券，算是个开头，但离‘国际空间’还差得远。”

我点了一根烟。“官方外交走不通，就先走民间路。先让外面的人知道咱们是什么样子，再说别的。”

“怎么走？”

“请人来看。”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以前缅甸那边把咱们骂成‘叛军割据’、‘华人武装’，外头的人估计信了有七八成了。咱们现在光靠嘴说已经没有用了，得让他们亲眼看看。一切眼见为实，看了自然就知道真假。”

“那，咱们先请谁，来开这个头，比较合适？”

“就先请南洋华商。”我转过身，“他们有钱、有渠道、有影响力，关键是同文同种，比洋人好沟通。让他们亲眼看了缅北的真实情况，回去一传十十传百，比咱们自己喊破嗓子都管用。”

黄翔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我同意。但请人来看，得有人牵线。”

“让我的岳父大人和在咱们这里办厂的南洋华商去办。他在香港做了几十年生意，南洋那边的华商圈子他熟。找一家靠得住的贸易公司，以‘考察投资环境’的名义发邀请。不搞官方接待，不签政治文件，就是请人来看、来谈生意。”

“好。我让经济部配合余部长。”

很快，南洋华商考察团的邀请函，是余仲衡通过香港一家老牌贸易公司发出去的。邀请函写得很直白——澜沧民主共和国正处于建设初期，需要外部投资与合作，欢迎南洋华商界人士前来实地考察，亲眼看看缅北的真实面貌。

回信来得比预想快。

第一批确认参团的十七个人，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个地方。名单上大多是华商商会领袖、实业家、贸易商，有不少人的名字在东南亚商界颇有分量。领队的是一个姓林的新加坡老华商，七十岁了，精神矍铄，祖籍福建，在东南亚做了四十年橡胶生意。

林老先生在回复信里只写了一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老朽亲自来一趟。”

考察团抵达的日子定在十月中旬。考察团抵达密支那的第一天，比预想中要安静得多。

林老先生下车之后，没有急着寒暄，而是先站在路口看了几分钟。他看的不是人，是路——那条从甘拜地口岸一直铺到城里的砂石路，路面平整，两侧的排水沟修得规规矩矩。他又抬头看了看路边的电线杆——木头的，一排排整齐地立着，电线从杆顶一路拉到城里。

“这路修了多久？”林老先生终于开口。

“两年。”我说，“前期大部分是部队和老百姓一起修的，后来有了工程设备，速度就快起来了。”

林老先生没再说话，上了车。但他在车上一直看着窗外——看路边的房子、看田里的庄稼、看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走成一排。他的助手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林老，这条路比新加坡郊区有些路还好。”

林老先生“嗯”了一声。

第一天的行程是看市区。密支那的主街不过两里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邮局门口排着队，有人在寄信；粮店门口挂着价牌，上面写着大米每斤两毛；卫生所门口坐着几个等候看病的老百姓，脸色平和。最让考察团意外的是，街上没有乞丐。

“你们没有乞丐？”林老先生问。

“以前有。建国之后分地、发粮、安排工作，能自食其力的都安排了。剩下的是孤寡老人，政府养着。”

“有多少？”

“目前登记在册的孤寡老人一百二十三人，每人每月发十斤口粮、两块钱零花。”

林老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你们养得起？”

“目前养得起。以后人口多了，能不能养得起，还在想办法。”

林老先生没再接话，但他的表情比下飞机时缓和了不少。

第二天看荣军农场的时候，出了一件小事。

赵四站在地头介绍情况的时候，林老先生注意到赵四的左袖管是空的。他问了一句：“你这手是打仗没的？”

“密支那战役。”赵四说得平淡，“弹片削的。”

林老先生没继续问。但他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绿油油的稻田看了很久，然后掏出烟斗点了一锅，抽完了才说：“这些地，都是你们老兵种的？”

“一半是我们种的，一半是家属种的。现在又来了不少难民，也在地里干活。”

“收成归谁？”

“归自己。政府收百分之五的农业税，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林老先生点了点头，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这规矩，公道。”

第四天去机械修造厂的时候，考察团的徐先生第一次流露出了明显的兴趣。

他从进车间开始就不怎么说话了，只是在看。看机床的运转、看工件的加工、看年轻工人们操作的手法。他停在一台车床前面看了将近十分钟，那台车床正在车削一根卡车半轴。王小虎站在车床旁边，操作很稳，进刀、退刀、测量，手眼配合得非常利落。

徐先生等到王小虎把工件卸下来，才开口问了一句：“学了多久？”

“两年。”王小虎擦了擦手上的油，“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就在厂里干了。”

“技术学校教什么？”

“基础机械原理、车床操作、图纸识读。到厂里之后师傅再带着学。”

“你师傅是谁？”

王小虎往身后努了努嘴，明楼正蹲在另一台机床前面给一个年轻技工示范对刀。“明师傅。”

徐先生走过去蹲在明楼旁边，看着他的手。“你干了多久？”

“二十多年了。”明楼头也没抬，“新加坡船厂、香港修造厂，都干过。”

“来这边多久了？”

“大半年。”

“能习惯吗？”

明楼这才抬起头，看了徐先生一眼。“习惯。这边干活踏实，不折腾。”

徐先生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没有再多问什么，但走出车间之后，他落在队伍后面，跟我并排走了一段路，然后低声说了一句：“王总统，你们的机械修造厂，放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算不上‘能造东西’的厂子。但这边的年轻人，有股劲儿。”

“什么劲儿？”

“想学。看见了就想学，学了就想干出来。这股劲儿，比设备和厂房值钱。”

第六天看边境集市的时候，考察团的人全都放松了下来。

集市不大，但热闹。缅甸过来的商贩和澜沧这边的农民挤在棚子底下讨价还价，货品堆了一地——芒果、椰子、木雕、草药、铁锅、布匹、盐巴。几个克钦族妇女蹲在路边卖山货，面前摆着一堆灵芝和野蜂蜜。云南马帮的骡子拴在树桩上，马锅头蹲在旁边抽烟，身边放着一捆刚从山里的砍回来的藤条。

林老先生买了一袋干辣椒，又买了一串芭蕉，边走边剥着吃。他走到一个卖竹编的摊位前停下来，摊主是个掸族妇女，不会说中文，但手势比划得很明白。林老先生挑了三个竹编篮子，付了钱，然后蹲下来跟那妇女比划了半天——他在问她这些竹子是哪里砍的、怎么编的、一天能编几个。

那妇女一边比划一边笑，旁边的小孩子也跟着笑。林老先生站起来的时候，脸上也带着笑。

随行的余仲衡在旁边说了一句：“林老，您这哪里是考察，这是来赶集的。”

林老先生把竹编篮子递给助手拎着。“我做了几十年生意，最好的信息都是赶集的时候听来的。坐在办公室里的报告，比不上蹲在地摊前聊几句。”

第七天的纪念碑之行，是整个考察团的转折点。

密支那城北山坡上的远征军纪念碑，其实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建筑。十几块青石垒成碑座，碑身不过一人多高，周围的草地上摆着几束野花。但考察团的十七个人在碑前站成一排的时候，没有人说话，连咳嗽声都没有。

碑文是黄翔起草的，刻在一块青石板上：“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国远征军将士浴血滇缅，忠骨遍野。其功其德，不可不纪。立此碑以慰英灵，以励后人。”

考察团的一个成员先认出了碑文上的“同古”两个字，然后低声说了一句：“我叔叔就是死在同古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沉默。后面的话陆续接上来——

“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野人山没出来。”

“我父亲的好友，在密支那战役阵亡的。”

“我外公当年也是远征军的兵，后来去了台湾，再也没回来。”

林老先生没有开口，但他站在那里很久。风吹过来，碑前的野花轻轻晃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小，但我看见了。

徐先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蹲在碑前，用手碰了碰那些野花——鲜花还带着露水，说明是当天早上有人刚放上去的。他在碑前蹲了很久，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有点僵，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

“不用。”他摆了摆手，站直了，“没事。”

他转过身走到我面前，没有什么铺垫，就直接说了一句：“王总统，我父亲是远征军第五军的一名连长。同古战役，阵亡。。我母亲带着我逃到新加坡，后来去了马来西亚。”

他的声音很稳。

“十几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埋在哪里。今天看了碑，我觉得他应该是埋在这一带附近的。这个碑，我认。”

徐先生的表情看不出太明显的波澜，但他的眼眶是红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同于平时的沉。

“橡胶加工厂我建了。”

他说“我建了”，不是“我想建”，是“我建了”。

“设备我在新加坡有渠道，技术人员我认识几个退休的老技工，可以挖过来。你们出地、出原料、出政策。利润对半分成，投资十年起。”

“好。”我说，“回密支那细谈。”

考察团的最后三天，他们自己做了安排。林老先生带着几个人又去了一趟翡翠矿区，跟矿上的工人聊了一整个下午——问了产量、问了运输、问了工人的薪资，甚至还问了矿上有没有图书馆——答案是“没有，但有一块黑板，每天有人写新闻”。

徐先生没有再去矿区，也没有再去集市。他包了一辆吉普车，让司机把他拉到修造厂，在车间里待了整整一天。他跟王小虎聊了两个小时，又跟明楼聊了三个小时，问的全是技术细节——设备型号、材料来源、加工精度、废品率。他离开的时候，对着明楼说了一句话：“你们缺一台磨床。我回新加坡想办法。”

返程前一天晚上，林老先生请我吃了一顿饭。饭桌设在密支那最好的一个饭馆——其实也就是一间干净一些的瓦房，但菜做得不错，是本地华侨开的。

“王总统，我做生意四十几年，看地方有个习惯。”林老先生举着酒杯，“我不听他怎么说，我看他怎么做。你们这个地方，穷是穷的，但不乱。老百姓有活干、有饭吃，小孩子有学上。这样的地方，如果给十年时间，会变什么样？”

“不知道。但我会让它一直变好。”

林老先生笑着跟我碰了杯。“我回去以后，会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南洋商会。好的坏的都说。至于他们信不信、来不来，那是他们的事。但该说的，我会说清楚。”

考察团走的那天，徐先生的车在口岸停了一下。他推开车窗，话不多，只对我说了一句：“王总统，我回新加坡把方案拟好了就派人过来。地给我留着。”

“留着呢。”

车队驶出甘拜地口岸之后，我站在路边，站了很久。余仲衡走过来递了根烟，我接过来点上，两个人站在那儿，谁也没先开口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余仲衡才说了一句：“林老先生的商会人脉广，他的话管用。他回去说一句好话，比咱们发一百份宣传材料都顶用。”

“嗯。”

“徐先生的工厂，如果真能建起来，会是咱们第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加工厂。”

“嗯。”

余仲衡看了我一眼。“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条路算是走通了。但路还长。”

考察团离开之后，商务部的工作量翻了一倍。方文山在考察团来访前后的表现，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考察团到访之前，他提前半个月就做了一整套接待方案——每天的行程安排、每个考察点的对接负责人、每个项目的谈判预案，事无巨细。方案打印出来有三十多页，每一页都标了出处和依据。

考察团抵达之后，他全程陪同，但从不抢话。林老先生问问题，他递资料；徐先生看设备，他记参数；考察团成员走散了，他能在十分钟之内把人找齐。他的英文和马来文都在考察团期间派上了用场——有两个华商祖籍福建但长期在马来西亚生活，中文说得磕绊，方文山用马来文跟他们交谈，反倒更顺畅。

考察团离开之后的第三天，林老先生发了一封私人电报给余仲衡，电报里有一段关于方文山的话：“你们那个姓方的年轻人，做事有章法，说话有分寸。商界打交道，最喜欢这种不卑不亢的人。”

我把这段电报给方文山看的时候，他正在整理考察团的后续跟进清单。他看完之后，把电报还给我，笑了一下，没多说什么。

“你就这个反应？”

“总统，要办的事还多，我怕说多了容易飘。”方文山把手里的清单递过来，“这是徐先生工厂项目的初步落地计划，您看看。”

我接过来翻了翻，比之前那份手写的方案更加详细了——预算分项、进度节点、人员配置、设备采购来源，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页还附了一张手绘的厂区平面图，用尺子画的，标注了车间、仓库、办公区和员工宿舍的位置。

“这图是你画的？”

“自己画的。我在英国学的是工程管理，画图是基本功。”

方文山身上体现出来的，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能力。核心层最近已经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批年轻人正在各个方向上冒出头来。他们在部队、政府、工厂、学校这些不同的领域里，正用各自的方式证明：这一代人，已经准备好了。

送完考察团的当天下午，我去了商务部。

商务部是两个月前新设的部门，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和民间贸易联络。部长是一个叫方文山的年轻人，三十二岁，汉族，在印尼出生，英国留学回来，英文、荷兰文、马来文都说得跟中文一样流利。他以前在余仲衡的外交部干过两年，负责跟东南亚的商界联络，能力突出。

我推开商务部办公室的门，方文山正站在一沓文件后面，旁边的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日程和笔记——考察团的接待安排、后续跟进的清单、潜在投资项目的分类汇总。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每一条后面都标注了进度和责任人。

“方文山，考察团走了，你有什么想法？”

他抬起头，放下手里的笔。“总统，考察团对咱们的印象整体很好。林老先生在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更像一个国家’。这句话我会转述给后续联络的南洋商界人士。”

“还有呢？”

“还有一件事。”方文山翻开笔记本，“徐先生的橡胶加工厂，我已经拟了一个初步方案。厂址建议选在八莫以南的平原区，那边交通方便、靠近原料产地。设备和资金由徐先生那边出，咱们提供土地和政策。我的建议是——免税三年，之后按百分之十五征收增值税。这是我在英国学的课上学过的方法，用短期免税吸引首批投资，等投资人站稳了再逐步扩大税基，把盘子做大，这样他们就不会轻易走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说话有条理、有逻辑、有实操。他不是纸上谈兵，是把东西落了地。

“方案写出来，明天送到我桌上。”

“已经写好了。”方文山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递过来，“只是还没有正式刊印，手写的素缟，您先将就看看。”

我接过来翻了翻，字迹工整、条款清晰、数据扎实。我看了几页，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把文件收好。“好好干。”

方文山笑了。“是。”

方文山的脱颖而出，并不是个例。核心层最近已经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批年轻人正在各个方向上冒出来——三十出头的文官、二十七八岁的军官、技术学校毕业的骨干，正逐渐填补到关键岗位上。

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点很明确：有文化、有见识、愿意干。他们跟第一批跟着我从兰姆伽打出来的老人不一样。老人们擅长打仗、会带队、有威望，但管理复杂行政、应对现代经济、处理外交事务，已经力不从心了。

王涛在考察团走后的第三天晚上，约我和黄翔在他办公室谈了一次。没有外人，三个人，一壶茶。

“总统，我今天想聊一件事。”王涛开门见山。

“你说。”

“咱们这批人，年纪都不小了。”王涛给自己倒了杯茶，“我五十一了，黄翔四十八，你四十三——不算老，但也不算年轻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批老弟兄们都要退了。到时候谁来接？”

王涛停了一下，又说：“下面年轻人里，有本事的不少。方文山这批文官，虽然没打过仗，但脑子好使、见世面广、做事也稳。军校毕业的那些军官，训练有素、懂战术、管理能力也比老一批强。问题是，咱们得给他们机会。”

“他们现在不就是在做事吗？”

“做事是做事，但缺一个系统的安排。”王涛说，“我觉得咱们需要做一件事——梯队建设。把老中青三代人排出来，哪些是能顶梁的、哪些是能培养的、哪些是跟不上的，心里得有数。不然等到真要交棒的时候，手忙脚乱，还会造成内部混乱。”

黄翔接过了话。“我同意王涛的看法。而且，这件事不能拖。我的想法是——设立一个后备干部培养计划，从部队和政府部门遴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骨干，分批送到关键岗位轮岗锻炼，每年考核一次，能者上、庸者下。”

“具体怎么操作？”

“部队系统，先选五到八个人。第一批可以包括陆佳琪、阿普，还有装甲兵和技术兵种里那几个表现突出的年轻军官。让他们轮流到参谋、训练、后勤岗位上去干一年，再回到带兵岗位。这样既积累了经验，又不会脱离一线。”

“行政系统呢？”

“行政系统，方文山是一个。还有经济部的几个年轻人、教育部的几个年轻教员、还有民政部下面那几个驻村的年轻干部。让他们在核心部门和基层之间轮岗，别一毕业就坐办公室，也别一辈子窝在村里。”

王涛补充了一句：“还有一个问题——镇岳回来之后，怎么安排？”

提到王镇岳，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还在读书。等他回来了，不能一步到位，先让他下去。去基层、去部队、去工厂，什么都干一遍。等他真正明白了澜沧是什么样子，再考虑放在哪里。”

王涛和黄翔都点了点头。那天晚上的对话没有写成文件，没有签字画押，但三个人都清楚——这件事，已经开始往前走了。代际的接力棒不会等任何人准备好，最好的准备就是在它到来之前就把传承的路铺好、把接班人养熟、把权力的交接做实。

第一批后备干部的名单，黄翔在两周后拿了出来。名单上将近二十个名字，分成部队系统和行政系统两栏。部队系统的名字以陆佳琪、阿普为首；行政系统以方文山、祈雨同、马奔为首。黄翔在后面还加了一条备注：“建议明年起，每年评估一次。评估不合格的退出，优秀的破格提拔。国家不养闲人，更不养废人。”

我签了字。名单发下去的当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商务部。方文山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窗边看一份报关单，窗外透进来的光映在白纸上，把他的侧脸照得很清晰。

他没有察觉我进来，直到我走到办公桌前，他手里的报关单翻了一页，才猛地抬头。“总统？您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我把后备干部名单的复印件放在他桌上，“这是下一步的安排。你在这份名单上，自己看看。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说。”

方文山拿起名单看了一遍，放下。“总统，名单上这些名字，都是能干的。但有一条——”

“什么？”

“我今年三十二了。如果按照名单上的规划走，我得再用五年到八年才能到核心层。那时候我就快四十了。而镇岳少爷回来的时候，大概三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可以扛事的时候。”

我看着他。“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如果镇岳少爷回来之后有比我更合适的位置，他上，我在他旁边撑着。这不是客气，是实话。澜沧不需要两拨人抢一个位置，澜沧需要的是每一代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有你这个态度就好。名单上的人，该怎么培养就怎么培养。至于镇岳回来之后怎么安排，那是以后的事。你现在先把眼前的事干好。”

方文山应道：“是。”

我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你刚才那番话，是不是演练过很多遍了？”

方文山挠了挠头。“没有。临场发挥的。”

我笑了。“临场发挥得好，说明平时就想得清楚。”说完，迈步走出了商务部。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的机械修造厂隐隐传来车床的轰鸣声，边境集市的最后一抹喧闹随着暮色一起沉入山谷。密支那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像散落在山间的星星。第一颗星星已经亮了，接下来的每一颗，都会接上它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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