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归家的暖与思想的火

火车在傍晚时分抵达上海北站。周杉提着箱子，随着熙攘的人流走出车站。七月的上海，空气湿热粘稠，混合着煤烟、潮气和市井百态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这股熟悉的味道，让他那颗在北国风雷中激荡了数日的心，瞬间落回了实处。

他早已拍电报回家告知行程。刚走出站口，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向他用力挥手。

“阿杉！这边！”

是林巧娘。她穿着素净的改良旗袍，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和一丝长途等待后的疲惫。在她身边，站着一身学生装的林柱子——现在该叫林默安了，小伙子长高了不少，清秀的脸上戴着圆框眼镜，多了几分书卷气，正腼腆地笑着。更让周杉惊喜的是，岳父林老栓和岳母赵氏也来了，两位老人站在一旁，满脸欣慰。

“巧娘！爹，娘！柱子！”周杉快步迎上去，放下箱子，先握住了妻子的手，又向岳父母问好，最后拍了拍小舅子越发结实的肩膀，“你怎么也从学校跑回来了？不是说课业紧吗？”

林默安扶了扶眼镜，笑道：“姐夫您北平一行，震动全国，我们复旦的同学都争相传阅《晨报》上的报道和演讲摘要。我请了两天假，专门回来听您讲讲北大的事。”

赵氏在旁边抹了抹眼角，嗔怪道：“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在外面也不知道吃得好不好，人都瘦了。”

林老栓则稳重地提起箱子：“走，回家！你娘和巧娘忙活了一下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一家人坐上雇来的人力车，在暮色中向家驶去。路上，周杉简单讲了讲北平的天气、街道和宏伟的建筑，引得林默安不住地发问，眼中满是向往。

到家时，周睿和周馨早已等在门口，看到父亲下车，欢呼着扑了上来。周杉一手抱起一个，感受着孩子们沉甸甸的依赖和温暖，心中最后一丝旅途的疲惫也消散了。

堂屋里，灯火通明，桌上已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红烧肉、清蒸鱼、油爆虾、腌笃鲜……都是地道的上海本帮菜，香气扑鼻。周杉招呼大家入座，然后从行李中取出几个纸包。

“爹，这是给您和娘的，”他先递给林老栓一个长条纸包，“北平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和上好的高丽参，您二老平时注意身体。”

林老栓和赵氏连声说太破费，脸上却笑开了花。

“柱子，这是给你的。”周杉拿出一个扁平的盒子，里面是一支崭新的美国“派克”金笔和几本北平大学出版社的最新学术著作，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一本英文原版的《国富论》。“读书人，笔和书是最好的伙伴。”

林默安接过，眼中放光，爱不释手：“谢谢姐夫！这太珍贵了！”

“睿儿，馨儿，”周杉又拿出两个小巧的玩意儿，是用彩纸和竹篾扎成的北平“兔儿爷”和“沙燕风筝”，“看看，北平的小朋友玩的。”

两个孩子欢呼雀跃，立刻拿着玩具跑到一边去研究了。

最后，他看向林巧娘，从怀里取出一个用软绸仔细包着的小物件。林巧娘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只温润细腻的羊脂白玉手镯，样式古朴雅致。

“这……”林巧娘有些惊讶，她不是没见过好东西，但这样品质的玉镯，价格定然不菲。

“在琉璃厂一家老店里看到的，”周杉温声道，“店主说是前清宫里流出来的旧物。我看它素净，衬你。”他没说为了买这个，几乎花光了身上剩下的所有现大洋。

林巧娘脸微微一红，在家人含笑的目光中，小心地将镯子戴上手腕。玉质温凉，贴在皮肤上，仿佛将北平那份厚重的历史感，也带回了这个温馨的上海小家。

“吃饭，吃饭！菜都凉了！”林老栓笑着招呼。

一家人围坐桌边，边吃边聊，气氛热烈。周杉绘声绘色地讲起北平的见闻：北大礼堂里黑压压的人群和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故宫外红墙黄瓦的恢弘与历史的沉重感；琉璃厂里弥漫的墨香和老掌柜的感慨；西山上俯瞰京城、长城如龙的壮阔；清华园里学子们理性而深刻的提问……

林默安听得如痴如醉，筷子都忘了动，追问道：“姐夫，那胡适之先生，真人风度和报纸上写得一样吗？还有鲁迅先生，他真的像传说中那么……严肃吗？”

周杉笑了笑：“胡适先生风度翩翩，言谈理性，确有大学者风范。至于鲁迅先生……”他顿了顿，想起书房里那双锐利的眼睛和那沉重的“共勉”，“他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像刀子，能剖开表象，直指核心。他很严肃，但那严肃背后，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深切的关怀与痛苦。”

“关怀与痛苦？”林默安若有所思。

“是啊，”周杉夹了一筷子菜，缓缓道，“因为他看得太清楚，所以痛苦；因为痛苦，所以呐喊。这次去北平，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亲耳听到了那声‘呐喊’，并且明白了，有些路，必须有人先走，哪怕前路晦暗。”

林巧娘给丈夫盛了碗汤，轻声问：“听说你在那边，还跟人辩论了？没吃亏吧？”

周杉想起那位林教授的诘难，笑道：“辩论是有的，学术之争，很正常。亏倒是没吃，反而让我想通了很多事情。”他简略提了提关于“通俗文学价值”的辩论，以及自己如何引经据典回应，引得林默安拍手称快。

“姐夫，您不知道，您那篇演讲摘要和后续的采访登报后，在我们复旦引起了多大的轰动！”林默安兴奋地说，“特别是您关于‘技术、资本、人才、市场’四大要素的分析，还有对日资经济侵略的揭露，很多教授在课堂上都引用了。大家都说，‘淮山’先生不仅是小说写得好，更是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我们好多同学，都把您当成榜样了！”

周杉摆摆手：“榜样不敢当。我只是把看到的问题和想到的办法，说出来而已。柱子，你现在在复旦，学到些什么？感觉怎么样？”

提到自己的学业，林默安更加精神了：“我现在主修经济学，辅修社会学。复旦是私立大学，学风比较自由开放，也有很多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教授，课程设置很新。不过，”他语气稍顿，推了推眼镜，“所有的中国学生，没有不向往北大的。那是国立大学之首，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我们复旦虽好，总觉得……少了点那种激荡风云的厚重感。”

周杉理解地点点头：“北大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位，但复旦能给你更务实、更国际化的视野，未必是坏事。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学，怎么想。”

林默安忽然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自豪和认真：“姐夫，我加入了学校的‘复旦平民教育社’。”

“哦？”周杉来了兴趣，“具体做些什么？”

“我们利用周末和晚上，去杨树浦、小沙渡那边的工人聚居区，给工人和他们的子弟开办夜校，教他们识字、算数，也讲一些简单的道理，比如为什么他们辛苦工作却生活艰难，什么是工会，他们的权利有哪些。”林默安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光，“起初只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但真正去了，看到那些工友和他们的孩子……姐夫，那和在书里读到、在演讲中听到的‘苦难’完全不一样。”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又回到了那狭窄、潮湿、充满汗味和机器油污味的棚户区：“他们很多人一天要工作十二个钟头以上，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肺被棉尘弄坏的……比比皆是。工头克扣工钱、随意打骂是常事。很多女工，年纪轻轻就累垮了。他们的孩子，七八岁就要去捡煤渣、拾破烂，或者进童工院……那种眼神，那种对识字、对一点点知识的渴望，真的……”他有些说不下去，用力眨了眨眼，“远比读十本《活着》更震撼。我才明白，姐夫你写福贵，写的是真的，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饭桌上安静下来。林老栓和赵氏叹息着摇头。林巧娘想起自己早年逃难的苦，眼圈也有些发红。周杉则深深地看着眼前这个气质已明显不同于一年多前那个懵懂逃难少年的小舅子，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有欣慰，也有担忧。

“柱子，”周杉放下筷子，语气变得郑重，“你能看到这些，能去做这些，很好。这比空谈理论、风花雪月强百倍。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我们的工人，要比日本工厂里的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拿更少的工钱，却没有任何保障？”

林默安思索着回答：“因为……我们技术落后？工厂主为了赚钱，拼命压榨？”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是表象。”周杉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他决定对家人更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复杂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以至于游戏规则本身，都是由别人主导或严重扭曲的。”

他看了一眼在座的家人，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坦诚：“柱子，你看到那些压榨工人最狠的工厂，其中很多确实直接或间接受外国资本控制，他们利用条约特权，超然于中国法律之外，这自然不公。但你想过没有，即便是那些真心想善待工人、想为民族工业闯一条路的本土商人，他们的处境又如何？”

他略作停顿，选择了更含蓄但家人能心领神会的说法：“即便有些工厂，看似有外资的背景作为护身符，其主事者心向华夏，意在实业救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想给工人更好的待遇，想用更公平的方式经营。但这样一来，他们的成本必然增高，在市场上，就要同时面对两类对手：一类是享有特权、成本低廉的真外资；另一类是不择手段、极度压榨的本土小作坊。他们夹在中间，步履维艰。”

周杉的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点出最核心的困境：“问题的根子不在于工厂门口挂的是哪国的旗子，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积弱，无法制定和执行一套公平的、能保护本土劳动者和真正实业家的规则。当法律和政策本身无法成为依靠时，无论是纯粹的华资，还是某些……出于无奈需要借助某种身份的华资企业，都不得不在这扭曲的规则下挣扎求存。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我们对抗的不完全是某个具体的洋人工厂，而是整个不平等的体系。”

他顿了顿，看着林默安认真倾听的脸，继续深入：“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和政策，不能很好地保护民族企业，保护工人？因为制定这些法律和政策的人，或者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或者本身就和旧势力、买办阶层勾结，他们的利益，并不和广大的工人、农民、乃至真心实业的民族资本家在一起。所以，柱子，你教工人识字，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这很重要，这是‘启蒙’。但仅仅‘明白’还不够，还需要有力量去改变。”

“力量？”林默安追问，“工人的力量？团结起来罢工？”

“团结是力量的一种，但还不是根本。”周杉摇头，“根本的力量，在于这个国家能否建立起独立、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当我们自己能造出好机器，生产出好产品，不再受制于人，我们才有底气去制定公平的法律，去保障工人的权益，去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良性循环。否则，工人罢工，工厂倒闭，最终受害的还是工人自己，而外国资本正好趁机而入，彻底控制我们的行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坚持‘实业救国’的道理。它看起来慢，看起来不够‘革命’，但它是根基。没有这个根基，一切社会改良、甚至革命的理想，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这番话，周杉说得深入浅出，结合了自己办厂的实际遭遇和对时局的洞察。这不仅仅是商业分析，更是对当时中国积弊的深刻剖析。林默安听得入了神，许多以前模糊的、零散的想法，仿佛被一条清晰的线串了起来。

“所以，姐夫，”林默安思考着说，“您的意思是，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很重要，但最终要落到建设上去？要有人去实实在在地发展工业，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需要以这种实力的增长为基础？”

“可以这么理解。”周杉赞许地点点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你们青年学生，有知识，有热情，未来可以走不同的路。有人可以去搞技术发明，有人可以去研究经济管理，有人可以像你这样，去做教育和社会工作，当然，也有人可以去从事政治和法律，从内部去推动改变。但无论哪条路，心里都要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没有国家的独立自强，个人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而国家的自强，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实业’根基。”

这场饭桌上的谈话，持续了很久。灯光下，周杉的话语，为林默安——这个正在成长中的热血青年，构建了一个比单纯抗议或悲悯更为复杂、也更为坚实的思想框架。“实业救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与工人夜校里那些渴望的眼睛、与报纸上日资企业的特权数据、与姐夫工厂里那些轰鸣的机器和改善生活的工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见可感的道路。

夜深了，孩子们早已被林巧娘哄睡。林老栓和赵氏也先去休息了。堂屋里，只剩下周杉、林巧娘和林默安。

林默安帮姐姐收拾着碗筷，忽然很认真地对周杉说：“姐夫，我懂了。我会好好读书，也会继续在平民教育社做事。但我会用您教我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将来……我想成为既能看清问题根源，又能脚踏实地做点实事的人。”

周杉看着他眼中坚定的光芒，仿佛看到了这个国家未来的无数可能。他拍了拍林默安的肩膀，没有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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