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归程

在经历了北大讲坛的激辩与鲁迅书房的深谈后，周杉在北平的行程也进入了尾声。孙伏园特意安排了两日较为轻松的游览，让周杉这位来自南方的朋友，在密集的思想交锋之余，也能感受这座千年古都的文明厚度。

第一站是琉璃厂。清晨，阳光透过槐树的枝叶，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街道两旁，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纸香。

“淮山兄，这就是琉璃厂了。”孙伏园指着街口一块斑驳的石碑介绍道，“自清代以来，这里就是文人墨客、书商画贾云集之地。荣宝斋、一得阁、来薰阁……都是百年老店，藏龙卧虎。”

周杉信步走进一家名为“汲古阁”的书店。店内光线幽暗，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上面堆满了线装古籍、碑帖拓片和文房四宝。一位戴着老花镜、须发皆白的老掌柜正伏在柜台上，用放大镜仔细端详着一本泛黄的宋版书。

“掌柜的，生意兴隆。”孙伏园显然是熟客，笑着打招呼。

老掌柜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看清来人，脸上露出笑容：“哟，是孙先生！稀客稀客！这位是……？”

“这位是上海来的周先生，笔名淮山，写《射雕英雄传》和《活着》的那位。”孙伏园介绍道。

老掌柜眼睛一亮，放下放大镜，拱手道：“原来是淮山先生！失敬失敬！《射雕》写得好啊，有侠士之风，江湖气韵足！《活着》……唉，笔力是沉的，写的也是实在的苦处，就是太悲切了些，让人读罢心里头沉甸甸的。先生里面请，里面请！”

周杉还礼，目光却被墙上挂着的一幅泛黄的《清明上河图》摹本吸引。画中汴梁城的繁华与喧嚣，与眼前北平的沉静古朴，仿佛隔着千年的时光，却又有着某种血脉相连的延续。

“掌柜的，您这店里，可有关于宋元话本、野史笔记之类的书？”周杉问道。

“有！有！”老掌柜来了精神，引着周杉走到一个角落，“先生请看，这些都是明清人抄录的宋元话本残卷，还有不少关于全真教、丐帮的野史杂记。先生写《射雕》，想必对这些感兴趣。”

周杉拿起一本纸页发脆的《武林旧事》抄本，轻轻翻动。墨迹虽已褪色，但字里行间，仿佛还能听到当年临安城的市井喧哗，看到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

“淮山兄，你看这个。”孙伏园从另一个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封面写着《燕京岁时记》，“这是清人写的，专门记载北平的风俗物产。你看这段，写的是‘厂甸’的庙会，跟现在也差不多。”

周杉接过翻看，书中对北平的岁时节令、市井风情描写得细致入微。他忽然想到，自己写的《活着》，写的是南方的乡土；而北平，这座沉淀了太多历史沧桑的古都，其间的悲欢离合，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

“掌柜的，这本书我要了。”周杉将书递给老掌柜。

“好嘞！先生好眼力！这本书虽不贵，但写的是老北平的魂儿。”老掌柜一边包书，一边感慨道，“如今这世道，洋玩意儿越来越多，年轻人都不爱看这些老古董了。难得先生还对这些感兴趣。”

周杉付了钱，接过包好的书，郑重道：“老掌柜，这些不是老古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根断了，树就活不成了。”

老掌柜闻言，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光亮，连连点头：“先生说得是！说得是！”

离开琉璃厂，周杉心中沉甸甸的。他感受到了一种与上海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上海是新的、快的、流动的；而北平是旧的、慢的、沉淀的。这种沉淀，既是财富，也是负担。它让这个民族有着深厚的底蕴，但也可能成为变革的阻力。

下午，孙伏园雇了两辆人力车，带周杉去了西山。车子出西直门，沿着土路颠簸前行。越往西走，人烟越稀，景色越开阔。远处，西山的轮廓在夏日的薄雾中若隐若现，像一条沉睡的巨龙。

“淮山兄，你看那边，”孙伏园指着远处山脊上一道蜿蜒的灰色线条，“那就是长城。”

周杉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那道灰色的巨龙，在崇山峻岭间起伏盘旋，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长城，是千百年来，无数先民血汗与智慧的结晶，是抵御外侮的屏障，也是这个民族坚韧不屈的象征。

两人弃车步行，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爬去。山路崎岖，两旁是茂密的松林，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清香。爬到半山腰一处平台，两人停下来歇脚。从这里俯瞰，北平城尽收眼底，紫禁城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的永定河像一条玉带，静静流淌。

“真壮观啊……”周杉感叹道，“站在这儿，才觉得个人的渺小，历史的厚重。”

“是啊，”孙伏园也感慨道，“你看这长城，修了两千多年，挡住了多少北方的铁骑？可到了近代，洋人的炮舰从海上打过来，这长城就形同虚设了。所以，光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还不够，还得有新的东西，新的思想，新的力量。”

周杉点点头，孙伏园的话，与他在鲁迅书房里的感受不谋而合。他望着巨龙般蜿蜒的城墙，心中想的却是：这道墙防住了游牧民族的骑兵，却锁住了农耕文明的视野；它在近代失效，恰恰证明单纯的物理防御和内向守成，无法应对一个全球化的工业时代。真正的“长城”，需要建在国民的心智与国家的实力之上。

“伏园兄，你说得对。”周杉望着远处的北平城，缓缓道，“长城是防御的，是内向的。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开放的，是外向的。我们要走出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强壮自己。但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两人在山顶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将整座山峦染成一片金黄。下山时，周杉觉得自己的心胸仿佛也开阔了许多。那些在书斋里、在讲坛上的纷争与思辨，在这宏大的自然与历史面前，似乎都变得渺小，但同时也更加清晰。

次日，孙伏园陪同周杉前往清华学校。清华园位于北平西北郊，环境清幽，建筑中西合璧，既有古典园林的韵味，又有西式建筑的规整。

“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风严谨，学生英文都很好。”孙伏园介绍道，“这里的师生，对西方文化了解更深，思想也更活跃。”

接待他们的是清华国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姓王，也是《晨报》的撰稿人。王教授对周杉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安排了一场小范围的座谈。

座谈在清华园内一处临水的亭子里进行，参加的有十几位学生，大多是国文系和历史系的。与北大学生的热情奔放不同，清华学生显得更内敛、更理性，提问也更注重逻辑和证据。

“周先生，您在《实业救国》一文中提到，日本在华纺织业享受了不公平的特权。您能否提供更具体的数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一位戴眼镜的男生问道。

周杉早有准备，他从肖恩提供的《经济武士道》报告中，选取了几个关键数据，如日本纺织厂在华享受的免税额度、政府补贴比例等，又结合了自己在上海实业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申报》、《东方杂志》上公开讨论过的一些数据，如日资纱厂在华扩张的资本规模与本土纱厂的对比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学生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低头记录。

“周先生，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技术落后，还是资本不足，还是制度问题？”另一位女生问道。

周杉沉吟片刻，答道：“三者皆有，但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没有一个稳定、公平、法治的商业环境，技术无法落地，资本不敢投入。所以，实业救国，不仅仅是办工厂，更是要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周先生，您的小说《活着》，写的是个体的苦难。您认为，这种个体的苦难，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一位历史系的学生问道。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周杉思考了一下，答道：“个体的命运，是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福贵的苦难，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的缩影。通过写一个人的命运，我想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只有理解了个体的苦难，才能理解这个国家为何积贫积弱，才能激发起改变现状的决心。”

座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气氛热烈而理性。周杉发现，清华的学生虽然更“西化”，但对中国的问题同样有着深刻的关切和独立的思考。这让他对中国的未来，又多了一份信心。

在北平的最后一日，周杉收拾好行装，准备启程回沪。孙伏园、刘半农、顾颉刚等几位朋友都来送行，还有几位在演讲和座谈中结识的青年学生，也特意赶来。

“淮山兄，这次北行，收获颇丰吧？”孙伏园拍着周杉的肩膀笑道。

“收获太大了。”周杉由衷地说，“不仅见了世面，交了朋友，更重要的是，经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北大讲坛的激辩，鲁迅先生的深谈，琉璃厂的古韵，西山的壮阔，清华园的理性……这一切，都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

“是啊，”刘半农也感慨道，“北平就是这样，有历史的厚重，也有思想的锋芒。淮山兄，希望你能常来，多给我们带来些南方的清风。”

“一定，一定。”周杉拱手道，“这次来，给诸位添麻烦了。他日诸位若到上海，务必让我尽地主之谊。”

“周先生，您一定要再来！”楚图南等几位学生依依不舍地说，“您的演讲和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力！”

看着这些年轻而热切的面孔，周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是未来的栋梁。他用力点点头：“好！我在上海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火车缓缓驶出前门车站。周杉坐在车窗边，望着渐渐远去的北平城。青灰色的城墙、巍峨的城楼、还有那些熟悉的胡同和四合院，都慢慢消失在视野中。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轰鸣声。窗外的景色，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周杉靠在车窗边，没有看书，也没有看报，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任由思绪在脑海中翻腾。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却没有立刻动笔。笔尖悬在纸页上方，仿佛承载着千钧之重。这次北平之行，短短数日，却像一场风暴，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他耳边似乎还回荡着北大礼堂里，那些年轻而炽烈的掌声与追问。经过本次北行，“淮山”二字已不再是上海滩一个畅销书作家的笔名。它成了一种符号，在北方干燥的空气里，与“新思潮”、“批判者”、“实干家”这些词汇纠缠在了一起。孙伏园告诉他，演讲的摘要已被《晨报》、《京报》争相转载，甚至有天津、奉天的报馆来电询问详情。他的声音，像一颗投入古潭的石子，涟漪正迅速向整个中国扩散。

他眼前浮现出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胡适先生温文尔雅下的那份冷静与开阔，让他明白了何为“但开风气”；钱玄同先生拍案而起的激越，让他感受到血脉贲张的赤诚；刘半农兄的爽朗与顾颉刚先生的博学，则如北平夏夜的凉风，令人舒畅。而所有这些光影汇聚的深处，是那间简朴书房里，缭绕的烟雾与沉默的重量。鲁迅先生没有说太多客套话，那赠言——“直面惨淡，亦不忘前行”——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一道冰冷而滚烫的烙印。这道烙印，将他和这位时代最痛苦的灵魂，系在了一起。这张由敬意、争论、默契织成的网，比任何契约都牢固。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却也伴随着更深的沉重。胡适的理性框架，让他审视自己“实业救国”蓝图中的每一个细节是否经得起推敲；钱玄同的“全盘革新”之问，逼他思考传统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而鲁迅那穿透皮相、直指骨髓的诘问则像一柄重锤，时刻敲打着他“知行合一”的初衷。这些交锋没有打败他，反而像洪炉，将他那些来自未来的模糊念头与这个时代的尖锐现实熔铸在一起，锻打出了一副更坚韧、也更清晰的思想骨架。

呼——

他长长吐出一口气，重新睁开眼。窗外，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正在急速后退，土黄色的阡陌与稀疏的村落，正被越来越多蜿蜒的河渠与新绿的稻田所取代。空气里的干燥与尘土气息，不知何时已悄然混入了江南特有的、湿润的草木清香。

景色变了。

他的心，也像这飞驰的列车，正跨越某种无形的界线。北地的风雷与厚重，被妥帖地收藏进胸怀；而前方，是家的方向，是黄浦江的潮汐，是纺织机器的鸣响，是巧娘温柔的眉眼和孩子们扑上来的拥抱。

那种归心似箭的急切，此刻化为一股沉静而澎湃的力量。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归人，更像一个使者——一个将北方思想界的锐利目光与深沉期待，带回南方实践现场的使者。

他再次打开笔记本，提笔写下：

“北行八日，见天地，见众生，亦见自己。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此心似火，此志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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