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大战在即
吴努总统府里的此时的气氛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虽然在得知澜沧即将建国的第一时间，缅军第一时间就调集了三个师的部队进抵边境80公里处，并驻防。
但是此时在缅甸政府的会议室内，会议桌的两侧可谓是泾渭分明。主战派以奈温为首，他穿着那身笔挺的军装，肩章在灯光下反着刺眼的光。他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桌面。
“三年了。我们打了三次，输了三次。五万大军，美械装备，三十辆坦克，一百门火炮——全折在萨尔温江北岸。全世界都在看缅甸的笑话。如果这次再不做点什么，缅甸在国际上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他目光扫过在座所有人。“澜沧公投独立，这是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如果我们不反击，掸邦、克伦邦、若开邦，都会跟着学。到时候缅甸就不剩什么了。”
主和派那边坐着一个穿西装的文官，姓吴，外交部次长。他推了推眼镜，声音比奈温小很多。
“将军，您说的我都同意。但现实是——我们打了三次，每次都是惨败。士兵的士气已经很低了，国库也快空了。如果再打一次，万一又输了——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没有‘万一’。”奈温盯着他，“这次不一样。苏联人给了我们新装备，印度人给了我们后勤支援。我们有三个新的整编师，有装甲车，有足够的火炮。澜沧再能打，也不过是一支地方武装。”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奈温打断了他，“你如果觉得不放心，你现在就可以走。”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穿西装的文官没有再说话。三天后，他提交了辞呈。报纸上骂他是“软弱通敌”，他走出总统府的时候，没有记者拍照，也没有人送他。
主和派走了，主战派就更没有障碍了。
吴努没有拍板，他也没有反对。他只是坐在长桌尽头，听完了所有人的争论，然后说了一句话：“既然军方认为有把握，那就按军方的方案执行吧。”
作战命令在十二月中旬正式下达。
命令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向澜沧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时半个月内“解散武装、接受缅甸政府管辖”，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恢复领土完整”。第二部分是军事部署——三个整编师，三万八千人，分东西两路北上。东路从克钦邦方向推进，西路从掸邦方向压境，两路最终在密支那——不，始光——城下会合。
通牒的最后期限定在十二月底。
通牒的电报是余仲衡半夜送到我办公室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只是把电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吴努正式宣战了。”
我拿起电报看了一眼，又放回桌上。
“时限呢？”
“月底。”
“我们的回函？”
“还是那句老话——澜沧是主权国家，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的最后通牒。”
我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那就按老规矩办。”
通牒发出之后的几天里，仰光那边还做了另一件事。
掸邦边境的小土司刀孟，在某个深夜被两个穿便衣的人敲开了门。他们自称是“仰光特使”，但刀孟一看他们的手——虎口有老茧，腰后鼓鼓囊囊——就知道是军人。
他们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一个瘦脸的说：“刀孟土司，缅甸政府收复缅北之后，需要本地人协助管理。军方看重你在掸邦北部的影响力，如果你愿意合作，战后你就是掸邦北部司令。”
刀孟沉默着没说话。
瘦脸的又补了一句：“你的儿子在仰光读中学，成绩不错。政府会继续供他读书，把他培养成栋梁之才。当然了，前提是你这边不出什么乱子。”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刀孟心上。
刀孟看着面前那个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了一句：“你们要我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只是——当缅军过境的时候，你的人不要挡路。向导、补给、情报，提供一点方便。”
“好。”
瘦脸的人走了之后，刀孟坐在自己的屋子里，没有开灯。他坐了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叫醒了一个心腹，让他连夜渡江去始光，找岩弄。
“告诉岩弄将军——缅军要动手了。我挡不住他们，但我会尽量拖延。让他告诉王总统，我刀孟没有忘记当年的人情。”
心腹连夜渡江，三天后把口信带到了岩弄那里。岩弄在当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转述了这段话。
“刀孟土司的儿子在仰光做人质。”岩弄说，“他自己不能公开反缅，但他愿意暗中给我们拖延时间。情报准确，他可以信。”
王涛在地图上标了一个点。“刀孟的地盘在西路侧翼，正好是缅军西路推进的必经之路。如果他能在那边拖住缅军几天，我们的防线就有更多时间加固。”
“那就利用这几天。”我说，“让岩弄保持联络。刀孟那边能拖几天就拖几天。”
通牒时限越来越近，边境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
十二月中旬之后，缅军的侦察小队几乎每天都会越界。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十几个人，沿着江岸试探北岸的防御阵地。北岸的哨兵按照命令没有先开第一枪，但每一次越界都会鸣枪示警。枪声在江面上回荡，传到两岸的丛林里，惊飞一群群的水鸟。
王涛在作战室里把每一次摩擦都标在地图上。三天后，地图南段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
“他们在摸我们的阵地。”王涛说，“哪一段有雷区、哪一段有机枪火力、哪一段防线薄弱——他们在一点一点试探。”
“那就不让他们摸清楚。”我看着地图，“南岸的獠牙观察哨，能不能破坏他们的侦察？”
“可以。獠牙已经派人去了，在南岸的丛林里打游击，专门打缅军的侦察小队。但这也只能拖延，不能阻止。”
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牒时限还剩下五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捏着一份电报稿。这份电稿已经在抽屉里放了三天了——是一份和谈提议，通过泰国和联合国观察员转交仰光。
黄翔坐在对面，等了我很久。
“还在犹豫？”
“没有。”我把电报稿拿出来，“发出去。让他们知道，澜沧愿意谈。但他们不一定会接。”
“不接的话——”
“不接的话，全世界都知道是谁拒绝了和平。”
电报通过泰国转交，又通过联合国观察员渠道递送。两天后回音到了——非常简短，只有几句话：“缅甸政府不承认所谓‘澜沧当局’的合法性，不与分裂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
我把回电看了一遍，放进抽屉里，没有多看第二眼。
通牒到期前两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始光广播电台播出了我的讲话。
讲话不长，十分钟左右。我坐在话筒前面，面前摆着一份稿子，但大部分话没有照着念。
“各位同胞，我是王益烁。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缅甸政府已经向我们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我们解散武装、接受管辖。我们已经拒绝了。战争可能就在眼前。”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害怕。害怕打仗，害怕失去刚刚建好的房子、刚刚分到的土地、刚刚安顿下来的家。我也害怕。没有人不怕打仗。”
“但有一件事比害怕更重要——我们花了十几年时间，从野人山的死人堆里爬出来，从兰姆伽的泥地里站起来，从萨尔温江的战场上打出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还很小，虽然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它，但它就在这里——它是我们亲手建起来的。”
“缅甸要打，我们就奉陪。他们想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但有一条——我们不会后退。后退一步，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寄人篱下的日子。”
“从明天开始，工厂转入战时生产，民兵开始集训，老弱妇孺分批向内地的荣军农场疏散。各部队取消休假，进入一级战备。这是战时状态。但不代表恐慌。我们只是让这个国家准备好——准备好守住它该守住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不管这场仗打多久，我都会留在这里。我不会走，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不会离开你们。”
讲话播出后的第二天，始光城里的气氛变了。
街道上，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但剩下的人脚步更稳。工厂门口贴出了新的排班表——三班倒改成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中间不休。民兵集训点设在城郊的废弃操场上，报名的人排成了长队。妇女们在居委会的组织下分成小组，有人缝绷带，有人做干粮，有人负责登记老弱妇孺的疏散名单。
华侨商会是最早行动起来的民间组织。通牒发出之后第三天，陈敬山就在商会的例会上提了募捐的事。他带头捐了一卡车的药品——青霉素、止血药、消炎药，全是托香港的关系好不容易运进来的——又捐了五十袋大米。
“各位老板，我陈敬山在缅北做了十几年生意，攒下了这点家底。以前我觉得，生意是生意，打仗是打仗，两回事。但这次不一样。”他在商会大厅里站着，“这个国家是咱们在缅北的根。根没了，咱们什么都没有了。钱没有了可以再挣，根没有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说完之后，会场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举手：“我捐两万大洋。”“我捐布匹五百匹。”“我捐军鞋两千双——我的厂子连夜赶工。”
陈敬山后来跟我说：“主席，那天商会募捐，比我预期的多了三倍。”
普通老百姓也在做自己的事。荣军农场的老太太们缝了一批布鞋，送到兵站的时候用麻袋装着，整整一百双。一个掸族妇女抱着两篮子鸡蛋送到物资站，说了一句“给前线的孩子们补补身子”，没有留下名字就走了。
支前的队伍在街头随处可见。年轻人推着手推车运沙袋，学生们在课余帮忙分装药品，老人们在自家门口搭起简陋的茶水摊，免费给过往的士兵和工人提供热水。没有人要求他们做这些，他们就是觉得，该做点什么。
王涛有一次路过一个茶水摊，看到一个老妇人颤巍巍地倒水，没忍住，停下来喝了一口。老妇人看了看他肩上的军衔，问了一句：“首长，前线的士兵，能喝上热水吗？”
王涛把碗还给她。“能。一定让他们喝上。”
深夜，我和王涛最后一遍确认防线的准备工作。萨尔温江沿岸的阵地已经准备就绪：机枪阵地加固了三层沙袋，火炮已标定诸元，前沿哨所全部进入战斗状态。獠牙南岸观察站最后一份电报发回，确认缅军正在做最后的进攻准备，渡船开始隐蔽进入出发位置。
王涛合上文件夹，说了一句：“主席，都准备好了。”
我把窗子推开，夜风裹着水汽扑进来。江面上黑沉沉的，一望无际。在这片看不见的黑色下面，是一整条江的防线、数千名整装待发的士兵、两岸无声对峙的阵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与工事。江风灌进来，带着湿润的泥土和草木气息。
“让他们来吧。”我说，“来了就别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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